分析上海发展绿色金融的优势与挑战，对比新加坡、香港的实践经验。

　　 □ 黄雯馨杨晗

　　 提升上海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发展水平，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采取相应措施。

　　 □强化制度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一是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二是构建统一的标准体系，提升行业规范性；三是加快绿色认证体系的推进，推动可持续发展。当前，随着环保理念的不断深化，相关制度与标准的完善已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建立统一的认证体系不仅有助于企业明确发展方向，也为消费者提供更可靠的选择依据。同时，加强信息披露，能够增强市场信任，促进绿色经济的健康发展。

　　 强化统筹设计，提升外部资金参与便利度：首先，应推动建立并完善专门的议事协调机制，以更好地整合资源、统一政策方向；其次，需进一步优化外部资金进入绿色项目的流程，提高其参与效率与便捷性；同时，要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贸试验区及离岸金融试点等政策优势，为绿色项目引入更多外资提供有力支撑。 在当前绿色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外部资金的引入对于推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不仅能增强市场信心，也能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关注和支持国内绿色产业。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也为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加大交易平台建设，完善产品供给，促进产业协同发展：首先，要充分发挥碳交易在ESG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其次，利用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优势，推动产品创新；再次，加强政策激励，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强化创新驱动，抢占绿色与数字金融的发展先机：首先，应加快建立并完善针对境外债券投资者参与绿色产品的税收减免机制；其次，要持续深化金融科技的应用与融合，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与安全性；再次，需进一步加强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观点：当前，绿色金融与数字金融已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核心方向。通过税收政策引导境外资本关注绿色投资，有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同时增强我国在国际绿色金融领域的影响力。而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则是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人才作为关键要素，其吸引力和培养体系的完善，将直接决定相关产业的长远竞争力。

　　 今年6月，中央金融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指出，通过五到十年的努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实力将显著提升，基本建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放眼亚洲，近年来，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良好成效，不仅推动了相关地区绿色发展和转型，也推动了金融中心能级的整体提升。本文拟分析绿色金融如何助力金融业整体提升的逻辑与现实，并基于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比较，识别上海发展绿色金融的优势与挑战，明确机遇、找准差距，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参考。 从当前发展趋势看，绿色金融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加坡和香港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政策引导、市场机制建设和国际合作方面表现突出。相比之下，上海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在绿色金融发展上具备良好的基础，如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机构集聚度高、政策支持力度大等。然而，也需正视在绿色标准体系建设、碳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国际话语权等方面仍存在短板。未来，上海应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优势，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绿色金融助推金融中心能级提升

　　 1.绿色能源结算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绿色产业定价对货币主导地位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主要大宗能源使用何种结算货币对于一国货币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煤炭-英镑”“石油-美元”都是大宗能源交易与货币结合，成功推动相关货币国际化的典型案例。近年来，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各国都致力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40年新能源消费将占世界能源消费的25%。202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微增0.8%，总量达378亿吨，随着新能源消费占比的不断增加和越来越多国家重视碳排放，绿色能源定价权对货币主导地位的影响将愈发重要。

　　 二是绿色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相关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更具吸引力。明晟和道富投资管理公司的研究显示，ESG表现优异的企业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发展潜力，其股票收益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债券融资成本也低于同业。2024年，我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成本优势达到11.1个基点，较2023年增加5.8个基点，发行当年为发行人累计节约财务成本约7.6亿元。同时，ESG领先企业的机构持股比例比落后企业高出23%，这表明绿色融资正日益受到市场的认可与青睐。 从当前趋势看，绿色融资不仅是政策推动的结果，更是市场对可持续发展价值的认可。随着投资者对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关注不断提升，绿色金融正在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这种趋势不仅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2.亚洲主要金融中心抢抓绿色金融机遇

　　 近年来，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正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通过制定多项政策与机制，为相关业务提供有力保障。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金融体系的可持续性，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领先地位。随着全球对环保议题的关注不断加深，绿色金融已成为衡量一个金融中心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是推动净零排放转型。新加坡设定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2024年通过了《2022年碳定价法案（修正案）》，逐年提高碳税，促使企业降低碳排放。启动应用国际碳信用（ICC）框架，根据这一框架，企业可以通过购买国际碳信用来抵消最多5%的应税排放量，为碳交易市场建立提供了业务基础。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新加坡设立了总额2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计划（GIP）投资绿色公共市场，运用离岸基金免税计划（“13D”计划）、家族办公室税收优惠等吸引资产管理机构设立ESG管理团队，启动“绿色债券资助计划”（GBG），为绿色债券发行方提供外部审查方面的经费支持。2024年，新加坡的绿色、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挂钩（GSSSL）债券及转型债券的发行总额达到了133亿新元，较2023年增长近80%。香港则推出为期3年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为合格债券发行人及贷款借款人提供资助，支付其债券发行及外部评审服务开支，吸引更多机构来香港开展绿色金融业务，2024年香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总额超6552亿港元，连续7年居亚洲首位。

　　 三是强化信息披露管理。新加坡规定，进入碳交易所交易的碳信用必须经过第三方认证机构（如Verra、GoldStandard等）的审核，以确保碳信用项目的真实性。香港联交所持续更新上市公司ESG披露指引，提升对上市公司相关ESG信息的披露标准，自2011年起将《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纳入《上市规则》的附录中。

　　 四是推动绿色标准与国际接轨。今年，香港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依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的IFRSS2标准，提供强制性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也已与主流的碳信用项目标准，如全球碳理事会（GCC）、美国碳注册机构（ACR）、REDD交易架构等建立了合作关系。

　　 五是建立和完善绿色交易平台、创新产品和交易模式。新加坡通过其与东南亚国家的紧密联系，先后建立国际碳信用交易所、气候影响交易所，吸引本国和东南亚资金开展碳交易。香港则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2022年推出碳信用交易市场Core Climate，为世界唯一支持港元与人民币结算的自愿碳信用交易市场，平台上架超50个经国际认证的碳减排项目，吸引超80家机构参与交易，推出一个月交易量即达40万吨。截至今年3月末，香港共有218只获监管认可的ESG基金，资产管理规模10857亿港元。

　　 3.新加坡、香港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效应

　　 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不仅推动了相关地区绿色发展和转型，也推动了金融业的整体提升。

　　 一是有力促进了绿色转型。新加坡通过吸引外部资金，有效推动了绿色领域的投资，加快了绿色转型进程。2024年，新加坡私营部门的绿色投资增速达到194%，是东南亚国家平均水平（43%）的近5倍，位居东南亚各国之首。相比之下，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发展较为缓慢：2024年，印度尼西亚私营绿色投资增速为-22%，全年未获得新的清洁能源投资；菲律宾私营绿色投资增速为-12%，获得的废弃物管理融资从2023年的6亿美元降至2024年的零；泰国和越南的私营绿色投资同样出现负增长。

　　 二是增强了离岸中心的影响力。2024年，新加坡推出了27只ESG期货产品，相关金融工具吸引了东南亚地区的新增资金流入，用于碳汇套期保值，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新加坡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则通过可持续及绿色交易所（STAGE）、CoreClimate等平台，以及Ensemble项目沙盒，推动碳交易与项目创新，并于2022年11月完成了首笔碳市场的人民币交易。同时，通过离岸人民币ESG债券、CCT（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债券的发行与交易等方式，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拓展了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广度与深度，增强了离岸人民币的定价能力。

　　 三是积极开展了绿色金融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创新。今年1月，新加坡交易所（SGX）完成了首笔符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标准的碳信用代币化交易，将林业碳汇资产上链并进行分割，最低投资门槛降低至100美元。香港则成功发行总额为60亿港币的全球首批多币种数字绿色债券，推动了新能源领域现实世界资产区块链融资（RWA融资）等项目的落地，蚂蚁数字科技也为基于ESG的新能源资产支持的代币化票据发行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上海发展绿色金融具有多重优势

　　 1.绿色金融政策基础完善

　　 我国已成为首个建立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形成了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坚实制度基础，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先行先试具有深远意义。这一政策框架不仅体现了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也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了清晰的导向和可行的路径。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和落地，绿色金融有望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促进低碳技术应用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央层面：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多项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任务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明确了方向。

　　 国家部委层面：201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细化绿色低碳转型和绿色金融支持重点产业。

　　 地方层面：《上海市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2024—2027年）》从重点领域转型、完善能源市场机制、发展碳交易，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创新、完善财政保障和产业培育机制等方面明确了绿色转型行动路径和方案，目标是到2025年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突破5000亿元；2024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18项制度创新成果。

　　 2.绿色产业具有纵深优势，融资和结算需求较大

　　 产业方面，上海依托国家级一体化发展的开放合作平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具备深厚的产业基础，尤其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同时，上海在风电、核能、氢能、碳纤维材料等绿色低碳关键领域具备显著的技术优势。目前，已有25所高校院所和80余家新能源产业相关企业技术中心，共同参与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多个新型绿色研发机构的建设，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与人才支撑。 我认为，上海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展现出强劲的动能和前瞻性布局。通过区域协同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不仅强化了自身的产业竞争力，也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上海样本”。这种以科技为引领、以合作为纽带的发展模式，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深化。

　　 2024年，超过95%的绿色债券在上海发行。上海本地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分别发行了35只和24只绿色债券，发行金额分别为271.9亿元和349.6亿元，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截至2024年底，上海市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增速明显高于全市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长水平。

　　 此外，上海在跨境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方面表现尤为突出。2024年，上海的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占全国总量的47%，结算金额则占据全国近八成。当年新增了1.24万个经营主体选择以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其中货物贸易项下的新增主体占比达到30%。随着“双碳”目标的不断推进，产业资金持续注入，研发能力不断提升，绿色产业有望继续保持规模和技术创新的优势，进而促进人民币在新能源领域的计价与结算应用不断拓展。

　　 3.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集聚

　　 一是上海金融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从机构层面来看，上海汇聚了包括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等在内的15家全国性交易所及交易市场，以及相应的登记和清算机构；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到1771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接近三分之一。

　　 二是上海在能源定价方面具有成功的国际经验。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在橡胶等大宗商品方面取得领先定价权。同时，上海在铜、石油、黄金等产品上展开定价权竞争，“上海价格”指数在大宗市场已具有一定影响力。同时，上海也具有较好的融资环境，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指标连续4年排名全国第一。

　　 4.绿色金融业态国内领先

　　 近年来，上海在平台建设、指数体系、金融产品以及融资支持等多方面发力，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的发展生态。

　　 平台方面：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上海正式落地；2024年1月，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台上线，提供一站式绿色识别服务，有效简化企业发债过程中的绿色评估流程，目前已累计入库超过80个绿色融资租赁项目，融资金额突破110亿元；至2025年，上海又推出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实现与政务系统的对接，推动减排量“T1”自动签发。 从这些举措可以看出，上海在绿色金融和碳市场建设方面持续发力，逐步构建起覆盖融资、交易、管理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转型的效率，也为全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随着政策进一步细化和平台功能不断完善，上海有望在绿色经济领域发挥更大引领作用。

　　 指数方面：2022年，上海环交所与上交所、中证指数合作发布了碳中和指数，并推出相应的指数ETF，该指数涵盖了相关低碳转型企业；到了2024年，上海环交所又联合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了上海碳价格指数，进一步丰富了市场在碳领域的价格基准体系。 从这些举措可以看出，我国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正逐步深化。碳中和指数及其ETF的推出，为投资者提供了参与低碳经济的工具，有助于引导资本流向可持续发展的领域。而上海碳价格指数的发布，则为碳市场的定价机制提供了更透明、更具参考价值的依据，有利于提升市场效率和稳定性。这些进展标志着我国在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

　　 产品方面：上海已陆续推出碳配额远期、碳市场回购、碳配额质押贷款保证保险等多个创新金融产品，累计融资金额超过1.3亿元；绿色REITs、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等产品也相继在沪落地。

　　 融资支持方面：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向中外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碳减排支持工具资金5.94亿元，支持机构新发放碳减排贷款20.4亿元，预计带动年度二氧化碳减排36.4万吨当量。这些举措有效盘活了碳资产、提高了市场流动性，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需求的有效融合。

　　 三、上海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

　　 1.绿色认定标准建设不足

　　 近年来，全球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监管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国家和地区正积极推动碳排放信息的强制性披露。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中主动披露气候信息的上市公司数量已达到2200家，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然而，碳排放信息的披露仍为自愿性质，并未实行强制要求。2024年1月，上海推出了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了对绿色项目的统一申报、认证与管理，但尚未建立统一的绿色项目认定和评级标准。由于在绿色项目认定、评级和分类等方面缺乏一致性，一些企业虽然声称在经营中采取了环保措施，但实际上的生产经营状况并不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存在“漂绿”现象。金司南金融研究院指出，在企业层面，上海乃至全国的上市公司在ESG信息披露方面普遍存在选择性披露、实质性议题信息披露不足等问题。

　　 2.总体设计有待加强

　　 一是缺乏专门议事协调机构。新加坡通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发挥政策制定、投资资助的领头羊作用，该局召集了一个绿色金融行业工作组（GFIT），成员包括金融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金融行业协会代表，统筹制定绿色分类法、改进风险披露、促进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落地、加强风险管理等政策，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香港则建立了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作为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心负责统筹金融监管机构、相关政府部门、业界及学术机构在培训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由此建立起一个资源、数据及分析工具知识库，有效地推动了相关金融业态升级。而上海虽然有较多部门和机构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发展，但仍缺乏相应的专门议事协调机构。

　　 二是对境外绿色投资的优惠政策相对有限。我国虽已出台针对境外债券投资者的税收减免措施，但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施力度仍有待加强，境外投资者通过基金、债券等方式参与国内绿色金融发展的成效还不够显著。

　　 3.离岸市场发展尚不充分

　　 近年来，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新的应用场景持续增加。2024年，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中，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了55%；新型离岸经贸业务的结算量则同比增长了110%。然而，离岸市场的发展仍处于试点阶段。上海依托自贸试验区，推进境内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通过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以及账户本外币合一等机制，推动跨境结算和离岸债券等业务的发展。在债券领域，主要遵循“两头在外，多级托管”的原则，支持境外主体面向国际市场发行债券进行融资，2025年7月成功落地首单金额为5亿元的自贸区离岸债券。相比之下，2025年上半年中资离岸债总发行规模约为116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产业债约233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118%，显示出产业融资需求的强劲增长。与此同时，国内绿色主体更多选择在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地发行绿色债券，上海面临较为紧迫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四、政策建议

　　 1.强化制度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

　　 一是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当前，我国在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方面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仍存在一定差异，应密切关注监管框架的动态变化，积极应对并推动企业从自愿披露向强制披露转变。同时，需加强基础数据建设，加快行业数据整合，依托企业生产、能耗、排放等多维度信息，构建完整的碳排放档案体系。借助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对绿色资产的识别、认证与管理能力，有效缓解绿色投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一步增强绿色金融产品定价的科学性与透明度。 我认为，推动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不仅是响应全球绿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通过技术手段强化数据治理，有助于构建更加规范、高效、可持续的绿色金融体系，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二是建立统一标准体系。形成统一的绿色项目认定和评级标准，针对重点减排行业制定专项核算规则；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推动碳标准纳入全球供应链认证体系。强化碳交易平台建设，通过平台审核机制规范绿色交易运行，实现有效的市场约束。探索绿色项目集中评审，推动完善绿色企业认定、产品分类、基准参照、信息披露等标准化监管体系，形成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够对接国际主流的绿色标准。

　　 三是推动绿色认证体系建设。应进一步完善对认证机构的监管机制，强化绿色认证机构的自身建设，使其在组织架构、技术能力、评估方法以及国际互认等方面实现独立运作，积极培育具备国际影响力的绿色认证机构。同时，应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等因素纳入信用评级体系，从而更好地支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绿色认证和信用评级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其权威性和公信力至关重要。只有确保认证与评级过程的透明、公正和科学，才能真正发挥其引导作用，促进企业践行绿色理念，提升整体行业水平。

　　 2.强化统筹设计，提升外部资金参与便利度

　　 推动建立并完善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有助于统一标准、强化政策协同与信息共享，进一步统筹绿色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通过构建政策引导、市场运作与技术支撑相融合的发展格局，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绿色金融体系的健康有序运行，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看法观点：** 建立专门的议事协调机制是推动绿色金融规范化、系统化发展的关键一步。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和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政策的统一性和执行的协同性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多方协作，才能避免政策碎片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真正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绿色金融从理念走向实践。

　　 二是提升外部资金参与绿色项目的便利度。探索与国际主流绿色债券标准的互认衔接，降低合规与认证成本；鼓励境内外交易所开展绿色债券“互挂互认”试点，便利境外投资者通过“债券通”、合格境外投资者（QFI）等渠道投资我国绿色债券市场。

　　 三是充分用好自贸试验区、离岸金融试点等政策优势，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针对绿色项目融资需求，应进一步完善离岸外汇资金和资金清算的配套机制，提升跨境金融服务的效率与质量；鼓励金融机构在合规前提下，积极创新离岸绿色信贷、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跨境并购融资等产品和服务。同时，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需统筹考虑金融安全问题，有效防范“漂绿”行为、汇率波动及信用违约等潜在风险，确保绿色金融稳健运行。 **看法观点：** 当前，绿色金融已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而自贸试验区和离岸金融试点则为绿色项目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优化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不仅能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参与绿色投资，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影响力。然而，随着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创新，监管也需同步跟进，防止市场出现“漂绿”等乱象，确保绿色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环境保护目标。

　　 3.加大交易平台建设，丰富产品供给推动产业协同

　　 一是充分发挥碳交易在ESG体系中的核心平台作用。积极引入外资，增强市场定价能力，推动碳市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丰富碳市场交易品种，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碳远期、碳掉期等金融衍生品的试点，不断完善产品设计和交易规则，提升市场流动性与参与度，进一步发挥碳市场在资产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吸引更多证券公司、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

　　 二是依托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优势加强产品创新。推动将各类环境权益纳入银行授信范围，有效盘活企业资产，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推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等融资产品创新，探索开展ESG存贷款等业务，提升相关产品吸引力和竞争力。

　　 三是强化激励措施，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推进工业领域的节能降碳工作。建立健全绿色融资风险分担机制，设立专项风险准备金；对开展碳质押融资的企业给予利息补贴；进一步引导保险机构为投保企业提供环境风险降低服务，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4.强化创新驱动，抢占绿色和数字金融高地

　　 建立并完善针对境外债券投资者投资绿色产品的税收减免政策，有助于提升绿色债券的吸引力。同时，为绿色债券发行方提供第三方认证费用的支持，将有效降低发行成本，进一步推动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优惠措施，吸引更多国内外绿色金融机构落户上海，促进相关机构的集聚，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助力绿色金融生态体系的构建。 我认为，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体现了政策层面对于绿色金融发展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上海在打造国际绿色金融中心方面的积极布局。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不断加深，绿色债券市场有望成为未来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策支持则是推动其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是深入推进金融科技的应用。积极探索新型业务监管沙盒机制，研究数字人民币、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及大数据等技术在绿色企业认定、评估以及金融产品创新中的应用路径；推动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全流程的线上化操作，切实降低操作风险。

　　 三是进一步强化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吸引具备国际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咨询公司或跨国企业ESG管理经验的外部人才；推动机构设立专门的ESG岗位。同时，针对现有从业人员，开展环境风险管控、碳排放核算、可持续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黄雯馨现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杨晗则就职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从职业背景来看，两人分别活跃在学术与金融监管领域，体现了不同专业路径的发展方向。这样的分工也反映出当前社会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既有深耕理论研究的学者，也有致力于政策执行与监管的专业人士。他们的工作单位不仅代表了各自领域的权威性，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本文为作者个人研究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