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金社2026年02月17日 13:28消息，盛松成解读宏观调控精准施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当前经济运行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一方面，经济基本面总体保持稳健，展现出持续的韧性，积极因素逐步增多；另一方面，内需仍需进一步提振，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商业银行净息差压力等问题仍需加以解决。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经济工作，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同时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苦练内功应对外部挑战。在此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政策节奏、工具选择以及部门间的协同发力，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过程中，如何结合国情合理安排降准与降息的政策顺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应重点聚焦哪些领域？提振消费、稳定房地产市场、优化金融结构的关键抓手又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盛松成。 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转型期，政策制定需兼顾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货币政策的调整应更加注重精准性和前瞻性，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工具。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需要进一步加强统筹，特别是在支持实体经济、促进消费升级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形成合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不仅关乎经济增长，也涉及社会稳定，需通过长效机制加以引导。而金融结构的优化，则应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入手，增强市场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协同

　　 记者：您近期多次指出“降准优于降息”，并预测未来两年将进入“渐进式降准降息周期”。在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已处于历史低位的背景下，这一政策优先顺序的逻辑是什么？它与西方国家央行以利率为主要工具的操作框架有何本质差异，又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治理怎样的独特思路？

　　 盛松成：首先，“降准优于降息”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观点，并非否定降息的重要性，而是认为降准更符合当前的国情。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处于主导地位，货币政策则起到配合作用。降准是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直接增加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有助于推动政府债券的发行，从而更好地支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大部分政府债券由商业银行持有，其中国债约有68%、地方政府债约有75%由商业银行持有。同时，在当前低利率的环境下，商业银行的利差压力也不支持大幅降息，这一观点在市场上已形成较高共识。

　　 其次，“渐进式降准降息周期”是指在面临较高不确定性时，货币政策应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由于货币政策从出台到对实体经济产生实际影响，通常存在一定的时滞。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而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间接途径发挥作用，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反馈机制。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例，美联储大量释放流动性，希望推动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但商业银行因风险担忧而持谨慎态度，最终导致2014年美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高达20%。这充分表明，若金融体系缺乏配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难以有效实现。因此，货币政策不宜设定僵化的实施路径，而应采取渐进式、灵活调整的调控策略。

　　 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普遍采用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但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行依赖于较低的准备金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已基本不再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工具。以美国为例，1990年底，适用于机构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已降至0%；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3%以上的活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也统一调整为0%。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约为6.3%。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较大的降准空间。目前，我国每降低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即可向市场注入约1万亿元的长期流动性。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转型，是我国完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方向。当前，要使价格型工具真正发挥作用，必须确保流动性总量的合理投放，“先实现数量上的宽松，再强化价格引导”。

　　 记者：您提出“财政政策应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要积极协同配合”。一个重要的协同方向是，降准如何为商业银行配置政府债券提供资金支持。下一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应在哪些具体领域进一步深化？央行逐步将国债买卖纳入政策工具箱，其实施路径和所需前提条件是什么？

　　 盛松成：近期央行宣布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实际上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的一种方式。央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形成央行向商业银行的“让利”，通过提供再贷款或资金激励的方式，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领域和行业的信贷投放，促进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简言之，多样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均旨在增强信贷供给的可得性和信贷投放的有效性。与此同时，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贴息、产业补贴等举措，从根本上推动增加信贷需求。今年，财政贴息与结构性降息的政策力度都显著加大，二者在培育中小型科创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方面将共同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创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支持经济薄弱环节（如小微企业、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等）和重点领域（如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

　　 国债买卖已成为央行调节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但2024年首次实施与2025年重新启动的操作，在市场环境和操作设计上存在差异。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我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整体呈现下行趋势。2024年8月，央行首次进行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采取“买短卖长”的方式，既增加了流动性供给，也有助于保持收益率曲线的正向斜率。至2024年底，国债市场出现明显的供需失衡，收益率快速下降。为抑制市场波动、稳定债券价格及利率预期，央行暂时中止了相关操作。

　　 自2025年以来，财政政策的力度显著增强，国债供应大幅增加，推动国债收益率上升。同时，股市持续走强，也对债券市场的配置产生了一定影响。随着市场预期逐渐趋于稳定，央行迎来了重新调整债券市场布局的政策时机。例如，长期利率通常对降息的反应较为迟钝，若市场发债意愿不足，可能抑制实体经济的活力，美国在量化宽松阶段就曾出现过类似情况。为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长期融资成本、加强市场预期管理，我国央行可能适度采取“买长卖短”的操作，以支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地，促进实体经济的投资发展。

　　 投资于人赋能高质量增长

　　 记者：您曾主张以“挤泡沫”而非“刺破泡沫”的方式解决房地产问题。结合“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政策目标，您认为当前最关键的“稳预期”措施是什么？从长期来看，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除保障房建设外，还应在土地供应、财税结构等方面进行哪些改革？

　　 盛松成：2024年以来，一系列旨在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包括调整住房限购政策、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扩大“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等。从整体来看，房地产主要指标如销售和资金到位情况等，降幅已有所收窄。以房地产销售为例，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7%，降幅比2024年收窄4.2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2.6%，降幅较2024年收窄4.5个百分点。 从当前数据看，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市场信心正在回暖。但需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仍面临结构性调整的压力，未来仍需持续关注政策的延续性和执行效果。

　　 目前来看，“稳预期”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打通置换链条、提升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这将使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作用。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是制约需求端政策效应释放的最主要因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季度调查数据，202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为46.1%，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就业感受指数为29.2%，环比上升3.4个百分点，但仍有52.8%的居民认为“形势严峻，就业难”或“看不准”。若要进一步释放政策效应，一是需要经济整体运行明显回暖，以宏观大环境带动房地产市场预期改善；二是需要供给端“好房子”建设相配合，以住房品质代际提升增加对购房者的吸引力。此外，增加保障房建设也有利于去库存、提高购买力、稳定市场预期。

　　 从长期看，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应在土地供应和财税结构两方面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从过去的“以地谋发展”转向“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的要素联动新机制。地方政府可积极探索多元可持续的财税模式，从而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记者：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背景下，优化金融结构、发展直接融资对于激活经济潜能有哪些重要意义？此外，有观点提出经济增长重心应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在您看来，“投资于人”最核心的政策内涵和抓手是什么？

　　 盛松成：从中美金融业构成对比来看，我国银行业资产占比约90%，美国为45%；我国资本市场相关机构资产占比3%，美国为19.4%；我国保险业资产占比7.3%，美国为35.4%。这反映出我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在这种体系下，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资源配置的关键枢纽，对信贷投放具有决定性影响。在过去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间接融资为基建、房地产、制造业提供了稳定、高效、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对经济的平稳运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这种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结构虽然保障了资金的集中调配，但也带来了风险集中、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推动直接融资发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已成为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方向。

　　 进入经济转型升级阶段，以“大兴土木”为特征的传统投资边际效应大幅下降，迫切需要扶持和培育新动能。然而，科创企业、服务业企业的先天特征是轻资产、小体量、高不确定性，与强调风险可控的银行体系不完全一致。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使金融体系逐渐向直接融资转变，有利于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缓解“高风险、高收益”科创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经济转型新动能的可持续发展。

　　 “投资于人”的核心理念在于将更多的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投入到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务领域，重点发展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事业，切实保障就业，持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从而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从理论层面看，“投资于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强调的人力资本积累驱动长期发展的逻辑高度契合；在当前消费活力有待提升的背景下，更凸显出对民生关切的重视。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于人”正是这些政策精神的延伸和具体体现。 从主要抓手来看，这一战略不仅有助于增强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为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通过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能够有效激发消费潜力，形成良性循环。未来，如何科学配置资源、精准施策，将是实现“投资于人”目标的关键所在。

　　 一是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更加注重通过再分配机制提振消费。2023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为61.2%，比美国（85.5%）低20个百分点以上，分别比德国（68.4%）、日本（65.7%）低7个和5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我国住户部门再分配后收入占比长期低于初次分配，表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仍有不足，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程度有待提升。

　　 二是财政支出结构正逐步向民生领域倾斜，持续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重点领域的投入。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在10%至20%之间，整体保持稳定。相比之下，我国在民生领域的政府支出尚不足10%，仍存在提升空间。目前，相关政策措施正在加快实施。例如，对3岁以下儿童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覆盖约2400万人；对学前一年在园儿童免除保育教育费，惠及约1200万人。未来，将有更多旨在保障消费的政策陆续出台。

　　 激活消费内生潜能

　　 记者：您研究提出，通过“再分配”提振消费是激发内需的关键。在操作上，短期内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如发放消费券、对特定群体进行补贴，来快速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长期来看，则需要通过税制改革，如个税抵扣等方式，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整体消费能力。当前阶段，哪一类措施更为紧迫有效？从现实情况看，短期内的财政手段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能够迅速释放市场活力，稳定消费预期。 此外，您还指出，发展家政、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向。政策应如何具体引导需求结构向这些领域倾斜？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手段鼓励企业进入相关行业，另一方面，应加强服务质量监管，完善行业标准，提升消费者信心，从而推动服务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在我看来，当前经济环境下，短期的财政刺激措施更符合现实需求，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激活消费市场。而服务消费的发展则需要政策持续引导与制度保障，才能真正形成新的增长点。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内需扩大与经济结构优化。

　　 盛松成：短期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如消费券、特定群体补贴）在当前阶段是更为紧迫，也较为有效。主要原因为：

　　 第一，二十多年来，我国住户部门再分配后收入占比持续低于初次分配（再分配主要包括个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后的收入才是实际可支配收入，直接影响消费能力）。短期内，通过定向转移支付可直接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现金流，快速提升其消费倾向，对提振消费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二，从逆周期调控的角度来看，当前经济环境要求政策具备快速响应和精准发力的能力。消费券、特定群体补贴等工具因其时效性强、目标明确的特点，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提振消费需求，尤其在应对短期外部冲击和内需不足的压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些措施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消费者信心，为经济恢复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民生领域支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短期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弥补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不足，有助于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和预期。当前阶段，应以财政转移支付为突破口，迅速稳定消费市场，同时稳步推进税制改革等长效机制建设，形成“短期见效、长期治本”的政策组合。此外，建议对中低收入群体实施更有力的减税措施，将年收入在10万至35万元的个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社会公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在稳增长、促民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通过精准施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仅能改善民生，也能为经济注入内生动力。而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减税举措，既体现了政策的人文关怀，也有助于扩大内需、激发市场活力，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引导消费需求向家政、养老、托育等服务领域转移，可以从多个方面着手推进相关措施。

　　 第一，以政府购买扩大有效需求。通过政府采购服务，为市场提供稳定、规模化的需求支撑，激励企业增加相关投资。例如，在托育领域加大普惠机构建设投入，在养老领域扶持养老园区发展，直接拉动服务供给与就业。

　　 第二，实施定向税收与财政激励政策，对从事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企业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提升其服务能力与质量。同时，将居民用于相关服务的支出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有效降低家庭在养老、托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本，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此外，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民生领域，能够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与可持续发展。 这些措施体现了政府在促进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积极作为，既注重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压力，也强调通过市场化手段调动多方资源，形成合力。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也为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

　　 第三，将养老、健康等相关服务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相结合，例如根据缴费金额匹配相应的护理或医疗资源，既能增强账户的吸引力，也能促进服务市场的发展。

　　 记者：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在稳定经济运行、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有不少领域可以进一步发力。例如，在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方面，可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应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推进，引导资金更多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此外，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仍需持续深化，避免过度依赖政策刺激，而是通过长效机制实现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也应加强政策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提升整体经济韧性。 总体来看，宏观调控政策需要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保持平衡，不断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增强政策的前瞻性与灵活性，以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盛松成：我主要谈谈促消费的一些针对性建议：

　　 首先，在“两新”政策实施方面，可以进一步优化消费品补贴政策，以更有效地释放消费需求。例如，在春节假期期间，可提前并分批下达用于支持消费的特别国债额度，继续推动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同时发放文旅、餐饮类消费券，与节庆期间的消费高峰形成共振；在消费补贴的领域上，应适当调整，重点支持智能驾驶汽车、AI终端产品等新兴消费方向；此外，还可对“以旧换新”的门槛设置梯度差异，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从当前经济形势来看，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仍需持续激发活力。通过灵活调整补贴方式和重点，不仅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也能更好地适应消费升级的趋势。特别是在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政策引导应更加注重前瞻性，推动新兴产业与消费市场的深度融合。

　　 其次，可重点在银发经济和育幼领域加大服务消费的补贴力度。以银发经济为例，我国老年人口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例约为11%，低于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14%。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老年消费占比通常高于其人口占比，这表明我国在银发经济领域仍有较大发展潜力。据《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测算，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约为7万亿元，占GDP的6%。预计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有望达到30万亿元，占GDP的10%。按此推算，我国银发经济年均增速可能超过10%。同时，加大对育幼领域的支持，有助于与现有政策形成协同效应。例如，我国已对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并免除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的现金流状况。为进一步推动这部分新增资金转化为实际消费，建议同步加强对育幼服务及相关消费品的补贴力度。

　　 再者，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等对国内外消费者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