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金社2025年11月11日 12:00消息，中国企业布局太空AI算力，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

　　 从登月探测到商业航天，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始终在持续推进，不断突破技术边界，拓展认知范围。 在当前全球航天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国在深空探测与商业航天领域的投入持续增加，展现出对太空资源开发和空间技术应用的高度重视。这一趋势不仅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也促使国际合作与竞争并存，为未来太空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刚刚落幕的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国星宇航自主研发的“零碳太空计算中心”荣获年度十大精品首发成果。与此同时，全球科技巨头正加快布局太空计算领域：从美国Starcloud搭载英伟达H100与Gemini模型的试验卫星，到欧盟推出的“太空数据中心”计划，以及阿联酋MadariSpace构建的低轨算力网络。太空，正逐渐成为新一轮算力竞争的新战场。

　　 推动这股趋势的背后，是AI模型规模持续扩大，地面数据中心面临能耗与带宽瓶颈的挑战日益加剧，同时产业对低延迟和高安全性的算力需求愈发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计算任务“上天”，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力量的共同选择。 我认为，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技术发展的必然方向，也预示着未来计算资源分布格局的重大调整。随着卫星计算能力的提升，数据处理将更加灵活高效，有助于缓解地面设施的压力，并为偏远地区或移动场景提供更稳定的算力支持。这种“上天”的策略，或将重塑整个信息基础设施的布局。

　　 在这轮“上星”热潮中，中国在太空计算领域的布局已率先实现落地，并构建起涵盖技术研发到商业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巨大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太空算力的投入规模庞大，其商业价值是否值得持续投入？随着卫星星座的持续扩展，如何防止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和算力资源的浪费？商业盈利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太空计算商业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课题。

　　 ▍争相“上星”

　　 近期，太空计算成为全球科技企业竞逐的新高地。

　　 11月2日，美国初创公司StarCloud发射了一颗搭载英伟达H100芯片和谷歌Gemini大模型的试验卫星，计划在太空中建设吉瓦（GW）级的分布式数据中心，用于实现空间内的AI计算。该项目得到了英伟达初创加速计划的支持，被视为“太空版云计算”的关键尝试。

　　 欧盟则是将太空数据中心纳入“地平线”绿色转型战略，启动了“太空数据中心计划”，目标是在太空中构建低碳算力集群，目前已完成可行性论证。

　　 中东地区的MadariSpace计划在2026年前发射其首个轨道数据中心，并计划在2028年前部署8000个太空节点，旨在实现对原始卫星数据的直接在轨处理，提升数据传输与分析效率。 这一举措标志着太空技术应用正从传统的数据收集向实时处理方向迈进。随着全球对卫星数据依赖程度的加深，将计算能力延伸至太空，不仅能减少地面数据中心的压力，还能显著提升响应速度和数据安全性。MadariSpace的布局不仅体现了中东地区在航天领域的快速崛起，也为未来全球空间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与此同时，SpaceX计划在其Starlink V3卫星中引入数据处理模块，依托星链网络构建太空数据中心；谷歌启动“太阳捕手计划”（Project Suncatcher），计划于2027年发射搭载TPU芯片的原型卫星；亚马逊以及蓝色起源创始人贝佐斯也提出了建设吉瓦级太空云计算中心的设想。

　　 全球“上星”潮背后，是AI时代对新型算力的迫切需求。

　　 地面数据中心能耗、冷却与延迟问题日益突出，太空计算被视为下一代“绿色高密度算力平台”。高空环境低温、无尘且具备长期太阳能供给，为零碳计算提供了天然条件；星地一体网络则有望为低空经济、无人系统、深空探测等领域带来更低时延、更高安全性的计算能力。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建宇表示，这背后体现了“天基算力星座”的发展趋势——

　　 “巨型星座的组网管理、星间协同和自主任务调度已进入AI驱动阶段。星上算力不是可选项，而是基础设施。”王建宇进一步解释，天基算力的战略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星间协同与实时控制的迫切需求，巨型星座需要实现实时避障和任务调度，仅依赖地面站已难以满足；二是涉及主权与安全的扩展需求，敏感数据需在轨进行脱密处理，以避免跨境传输带来的风险；三是灾害监测、军事侦察等场景要求分钟级响应，星上AI预处理可减少90%的无效数据；四是遥感数据呈现爆炸式增长，而带宽资源有限，单星日均产生500GB数据，仅有5%能够有效下传。

　　 “将算力带入太空，是推动卫星从‘数据采集设备’转变为‘智能终端’的重要一步。”王建宇表示。

　　 目前在太空计算领域，除了马斯克的SpaceX和星链计划外，真正实现落地应用的主要是中国。

　　 国星宇航执行副总裁赵宏杰向《科创板日报》透露，公司早在2024年11月便启动了“星算计划”，并于2025年5月成功发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其在轨集群算力达到5POPS，能够支持AI推理、遥感计算及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发展，标志着公司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 这一进展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商业航天领域的技术突破，也展示了太空计算在实际应用中的巨大潜力。随着算力资源向太空延伸，未来将有更多行业受益于这种新型基础设施的构建，进一步推动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在近日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国星宇航凭借“零碳太空计算中心”项目获奖。该系统由其自主研发的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构建起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与高速互联网络。目前首发星座已具备5POPS的全球最强太空算力，星间激光通信速率最高可达100Gbps。02组星座计划于明年上半年发射，将进一步实现多维度感知、更强算力、异轨互联以及规模化商业应用。赵宏杰在接受《科创板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该项目的相关情况。

　　 ▍制造端率先获益

　　 从实验验证到商业运营，太空计算要跑通，核心还在于客户结构与付费逻辑。

　　 赵宏杰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从客户结构来看，太空计算的商业化路径日益清晰。

　　 对于垂直行业的AI企业来说，太空计算能够提供全球范围内的低延迟模型推理环境，有效缓解地面算力分布不均和时延问题；对科研机构而言，它是进行前沿算法验证和空间计算实验的重要平台；而对于低空经济、数字消费等新兴行业，太空计算则通过三维数字孪生数据与边缘计算能力，助力业务的创新与发展。

　　 今年9月，国星宇航与佳都科技旗下佳知慧行展开合作，将交通行业的模型算法部署至太空运行，成功验证了太空计算在地面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商业价值，标志着国星宇航“零碳太空计算中心”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落地。

　　 此外，中心自入轨运行以来，已陆续为之江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提供在轨计算服务，助力空天信息与人工智能融合领域的前沿研究。这一进展不仅体现了我国在航天技术应用方面的持续突破，也展示了科技资源高效共享的实践价值。通过在轨计算能力的支持，相关科研团队能够更快速地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推动关键技术的迭代与创新，为未来空间科学探索和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也意味着太空计算的商业模式正从“卖算力”走向“卖服务”。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太空计算的完整链条包括上游的卫星制造、通信设备、芯片模块，以及下游的AI算法、地面接入终端和算力服务系统。从资本回收周期来看，该领域的重资产特性十分显著。

　　 在整个太空计算生态中，哪一环节最具挑战？哪一类最有望率先兑现商业价值？这一赛道的成长性逻辑又将如何？ 在当前的太空计算生态系统中，技术实现与系统集成仍是最大的挑战所在，尤其是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运行与数据处理能力方面。而卫星通信与边缘计算应用，则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率先实现商业化落地的领域。随着低轨卫星星座的快速部署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渗透，这一赛道正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动能，未来或将成为航天科技与数字经济融合的重要突破口。

　　 从太空计算系统关键技术方面，在王建宇看来，太空计算系统的关键软硬件技术包括：星载智能计算机、星间激光通信机、星载高速路由器，天基分布式操作系统和天基遥感大模型等。但从卫星的基础来说，功耗和散热是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一批算力星座卫星单星算力达到744T，二期计划将提升至10P，这一数据看起来十分突出，但卫星在能源供给和散热方面面临极大限制。”王建宇表示，为应对这一挑战，新卫星不得不加大体积，既满足算力需求，也改善散热条件。

　　 从产业投资逻辑来看，在接受《科创板日报》记者采访时，云岫资本合伙人兼产业科技组负责人宋旭文表示，目前无论是太空计算还是低轨卫星通信，整个商业航天的卡点仍在运力和卫星制造的成本，现在已经有不少机构和厂商通过可回收火箭、工业级器件、高度集成设计等途径来降低成本。

　　 对于太空计算而言，下一步的发展瓶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在大规模验证计算平台于特殊太空环境下的可靠性，二是逐步降低系统成本。目前，传统抗辐照器件在大规模计算架构中的性价比仍显不足；另一方面，实现多节点之间的协同计算，还需要解决太空通信协议的标准化问题。相比之下，模型和应用本身具有较高的确定性，而地面端技术的快速进步也使得相关应用的边际成本持续下降。

　　 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关注那些在核心设备和大规模计算平台方面具备完整设计与研发能力，并有清晰的可靠性提升方向和成本下降路径的厂商。宋旭文表示，投资机会短期内将出现在制造环节。由于算力服务的爆发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规模效应的形成，因此其发展将相对滞后。

　　 宋旭文进一步指出，尽管太空算力具备天然的优势，但目前仍受到平台可靠性以及制造、发射和运行等整个产业链规模效应的限制，尚无法满足地面端大部分的计算需求。一旦相关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该领域将迎来真正的快速发展。

　　 ▍星座“内卷”仍待破题

　　 然而，在“上星潮”高涨的背后，中国太空计算产业仍面临“星座规划多、落地比例低”的结构性挑战。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建宇公布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公开的卫星星座计划已超过100个，总规划卫星数量超过6万颗，但实际发射比例仅为1.19%，“已发射卫星在实现预期效益方面仍显不足”。

　　 “因此，如何协调发射能力、制造产能与轨道资源管理，已成为制约星座发展落地的核心问题。”王建宇表示，随着星箭产能提升与技术迭代，亟需加快打通卫星应用场景与商业化落地路径，实现“星有其用”，推动星座价值真正落地。

　　 王建宇进一步表示，目前太空计算的发展仍面临诸多现实限制：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商业化尚处于试验阶段，卫星产能有限，单星成本较高；在轨数据处理与星间协同能力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作存在明显壁垒，单颗卫星功能较为单一，研发周期较长。此外，民营航天企业的审批流程较为繁琐，频率和轨道资源的分配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行业内缺乏同时具备商业意识和工程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专业教育体系与新兴领域之间的衔接也还不够紧密。

　　 尽管挑战存在，但业内仍普遍保持乐观态度。

　　 在赵宏杰看来，太空计算确实存在初期投入大、研发周期长等挑战，但随着航天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其长期综合优势将逐步显现。未来，随着AI增材制造等卫星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商业火箭发射成本的迅速降低，“我们有望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太空计算的成本转折点，推动该领域迈入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

　　 目前，国星宇航正在主导“02组太空计算星座”的建设，联合星遥光宇、星移联信、京济通信、中雷电科等企业共同推进，目前已有12颗卫星进入研制阶段，计划于2026年上半年完成发射。